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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子《正名百物》第一卷 第十一章 多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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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3 09:18: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十一章 多义论


  以字义概念为主体的汉字在传承千年以来,分了很多字义支脉,也就形成了今天的多义字之说。比如“仁”字:
  仁,亲也。——《说文》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尽心下》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以上三种解释是自百家之后,不同的人对“仁”字的不同解释和定义。实际上他们只是将自己片面的概念理解植入到了文字中形成了现代人认为的字义,并没有对“仁”所名的实际事物进行解析。正因历史前期有太多这样个人片面的概念理解植入了同一个文字,直接造成了这个文字后期的多义性。这也说明:“文字的多义,并不是文字本身真的是多义的,而是前期不同人的片面概念理解植入到同一个文字中才形成的。”


  自汉代以来,国人对文字的认知多数是字义性的认知。也有一些人为了向众人证明自己认知字义的正确性,就走了一条从古文中去摘文取字的断章取义之路。其实当把一个字从某个文章中拿出来单独解释的时候,就已经走偏了。文字失去它的背景环境就已经脱离了自然事物的依托,被人为误解和植入字义也是必然的。


  就像上边对“仁”字解释的三个例子。说文解字的解释就是直接断章取义,孟子的说法那就是孟子对“仁”字理解的概念植入,论语的说法是孔子对“仁”字理解的概念植入,其中孟子理解的概念和孔子理解的概念出现了明显不同。这些由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文字植入的不同概念字义给后人的认知造成了很大混乱。导致很多人在争这个“言之义”的不同与对错。其实争来争去哪个也没能认知到“仁”所对应的实际事物,全都走偏了。


  那么真正的“仁”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中文创造出来是对应一种实际事物的。也就是说“仁”本身是一种事物。这种事物是在大道废之后兴起来的,大道废以前是用不到“仁”这种事物的。过去有句话叫做“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些人把“仁”植入他认为的字义内涵,这就是“有”产生了。然后他就可以利用自己植入的字义内涵这个“有”来取利了,这就是有之以为利。那要分析这个“仁”的本质就必须避开他的有,直接看其用。你就看他字义是干什么用的就能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


  因为大道废以前的社会用不到“仁”这种事物的,大道废之后才开始用到“仁”这种事物。所以要想知道这个“仁”事物的本质,从其前后之用的不同就能分析出来。这两个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大道废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身份等级划分的,大道废后却出现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比如黄帝问道童子的故事,黄帝与童子的对话直接表明两个人思维中根本没有彼此划分身份等级的想法和概念。黄帝问童子本身重点就是要弄明白道理,并不是在彰显领导礼贤下士的仁。童子向黄帝说道,也只是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没有要说你看我童子多么的为老百姓着想的意思。都是一种自然的以责任心为本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的心态。我也不用刻意表现出对你多好来展现我多好,你也不要刻意表现对我多好来展现你多好,大家都做好自己就可以了。这就是“仁”这种事物尚未出现时的人文理念。


  而“仁”这种事物出现之后那就不同了。处在管理位置的人开始自高自大,他以为自己身份高于平民百姓。他们为了让自己身份能高贵的天经地义,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去实现他尊贵高级的天经地义。所以他们开始强调自己的身份,却淡化了自己的责任。开始用做作出来的所谓的仁爱行为来丰满自己作为管理者的尊贵身份。还说上边黄帝问道童子的事,黄帝之所以要问童子,并不是要展现自己多么礼贤下士的仁。可是在仁义兴之后,官场上已经开始把黄帝能去问童子这个事褒扬成了礼贤下士,是黄帝对童子和百姓的仁爱行为。这个时候用“仁”字的语句开始多了起来,很多人开始用“仁”这个字去褒扬一些人。它的根源是一些人对社会整体的文化理念进行褒贬定义,人为的把一些事情贬低说成坏的,从而用来反衬他认为好的事 。


  比如有些人将类似童子在黄帝面前说道的行为贬低成下级对上级的指手画脚,然后将这种下级在上级面前指手画脚的行为定义成不礼貌,是不对的,童子应该在黄帝面前有礼数才是对的。然后他们开始教育百姓要按一定的礼数来服侍皇帝,然后还会说,我教你在皇帝面前有礼数是对你的仁爱,否则你在皇帝面前没有礼数会被杀掉的。这就是所谓的“仁”这种事物出现了。


  再举个例子,有个成语故事“安步当车”。战国时期,齐国有位隐士名叫颜斶(chù)。齐宣王听说他很有名,就召见了他。颜斶进宫后,齐宣王说:“颜斶,你过来!”。颜斶不卑不亢地对齐宣王说:“大王,你过来! ”。齐宣王很不高兴,旁边的大臣也都责怪颜斶。颜斶便说:“如果我走到大王面前去,说明我羡慕他的权势;如果大王走过来,说明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羡慕大王的权势,还不如让大王礼贤下士的好。”


  齐宣王恼怒地问他:“到底是大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 ”颜斶说:“当然是士人尊贵!从前秦国进攻齐国的时候,秦王下令:谁敢在距离高士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的地方砍柴,格杀勿论!另外还悬赏:谁能砍下齐王的脑袋,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两万两。由此可见,一个活着的大王的头,还抵不上一个死去的士人坟墓呢。”


  齐宣王觉得自己理亏了,便请求做颜斶的学生。并说:“您和我在一起,食有美味,出必乘车,妻子儿女可以穿上华美的服装”。颜斶毫不动心,坚决辞谢:“我还是希望你让我回去,每天晚点儿吃饭,也像吃肉那样香;慢慢地走路,就当是坐车一样;不犯罪过,就是保持自己的清静无为,纯正自守,乐在其中啊! ”颜斶说罢,告辞而去。


  这个故事体现出了,颜斶是在用大道废以前的理念看待事物。就像舜帝当政时期,他不会到老百姓面前去展现自己的尊贵身份,也不会刻意的用礼贤下士的表现取得百姓的认可。颜斶看到齐宣王根本做不到舜帝那样的不自视高贵,已经视自己的身份是高于百姓了,稍微有点善意还利用礼贤下士的方式来彰显展示自己做作出来的仁,这种道貌岸然的人将来不可能成就大事。


  同时颜斶看到齐宣王用人是靠“美食香车”来聘用人的,这样的用人方式聚来的都是些不懂做事只知道为了满足自己需求而献媚于上、歧视于下的名利之徒,这种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龌龊事都做的出来,一个身边满是这类人的大王将来必然会走向没落。所以颜斶不愿同流就离开了。这就是所谓的“仁”这种事物出现前和出现后的人文理念不同。


  当社会文化开始多义的时候,人们的思维中就会被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事物的不同概念理解形成的字义所占据。因为学来的这些字义都是成型的概念,并且还是不同的概念,那必然会造成学者的思维混乱,所以字义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有效的辅助人去独立思考分析社会事物。字义教育出来的人总是感觉东说的也对,西说的也有那么点意思,但是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进行自我分析。结果就走了哪个被人接受的多他就服从哪个路。因为没有自我分析的能力了吗,所以只能选择随众。


  那么在多义形成以前人的思维理念和社会人文是什么样子呢?比如中国有个说法叫做单纯,就是说他内心没有太多想法也就是没有多义。这个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没被多义污染过的思维。还有个说法叫纯真,就是说没有被多义污染的思维是很纯真的,他待人真实坦诚,不耍心眼。


  在最初的中华人都是特别纯真的,他们对外来的陌生人拿出最好的物产,最热诚的接待,这样的热诚可以打动对方结下友谊。这世界上真正的友谊都是从一方首先坦诚才开始的,所以中华正统文化先让人坦诚。这种坦诚就是以“真”的基础展现出来的,他对人态度就是“真”,以真诚相待,不需要用做作出来的所谓仁的表现来武装自己的正义。


  这种以诚相待不仅是建立友谊的方式,还是分别敌我的方式。当你对他人做到真诚时,就能看到对方在你的真诚下反应出的言行,有的人会真正的成为朋友建立友谊。而有的人做不到纯真和坦诚,你就能从它的言行中看出来。真诚相待往往是是检验对方的最好方法, 所以在那个讲“真”的纯真年代,对于做不到真诚坦诚的人或者城邦人们就会让他离开,如果不离开那就是要打架或者战争了。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真诚态度的人会危害到他的族群。


  这也直接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多义兴起以前,人们都是在要求自己做到真诚,这是一种修为自己的方式。在那个纯真年代的人们都讲修为的,还拿黄帝问道童子来说,黄帝问童子是因为黄帝要修为好自己,而不是用所谓下问童子方式来展现自己多么礼贤下士的仁,这就是修为自己。可多义兴起来之后就完了,那些能开口问百姓如何治理国家的还算是不错的,但是他们也只是在利用这种看似仁的行为来向世人展示自己多么的礼贤下士多么的仁爱百姓,从而用来稳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真正的建议这类人是根本听不进去的,极度的虚伪。


  就拿“不耻下问”这句话来说,什么叫下问?是不是在他自己的心中已经把别人看成下人了呢?是不是已经在自居高大了呢?他心态已经变异了,那他还有什么资格说不耻呢?就象黄帝问道童子,黄帝本身就没感觉自己高于童子,并没有感觉童子很低下,这才叫真诚。


  说到这多说一点,很多人说黄帝没有用自居于比童子高的心态跟童子交流,那是不是要用自居于比童子低的心态来与童子沟通呢?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其思维方式已经走偏了,已经走入了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上既下、非对即错的思维形式,这也是因为多义造成的。


  现代多义概念教育人认知文字时,他用一个“反义”的理念来教人认知文字字义,说什么反义词。这种反义词的教育模式就会造成这种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上既下的错误思维方式。比如黑与白本身并不相反,它们都是颜色。如果没有阴阳的内涵他们连相对的逻辑都不会产生。再有上与下,这个上与下有相对逻辑了,是相对方位的内涵,但是也不是相反之义。左与右同上与下一样,也是相对方位的内涵。以方位的实物来说,他们是同一类东西,也不存在相反之义。而这个反义词之说就是概念式教育强加到文字里边的,今人的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上既下式的思维逻辑,都是因为这个人为植入的反义理念造成的。


  还有非对即错也是,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的方法也许不对,但是并不等于他错了。他只要用心在做就够了,这不是非对即错的逻辑。而进入非对即错的逻辑后,就会造成人看谁刚有一点错误就被直接给予否定。这样会打击对方进取的自信和勇气,对建设一个人相当不利。


  实际上一个人只要在用心做事了,哪怕是错了也是不能直接否定的,而是应该给予引导。别看这个否定与引导的微妙不同,这个细小的环节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而有否定习惯的人就是因多义的反义逻辑植入思维造成的,能做到引导的人是没有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对即错的反义理念的。


  当这种多义的文化理念出现后,人们出现了相互争“议”的现象。什么叫争“议”?这个“议”就是“言之义”,也就是人们对同一个文字植入的不同概念解释。这种争“议”的状态本身也是走偏。在多义出现以前,人们也会出现争的现象,但都是争“论”。这个“论”是“言之条理”,所以俗语称为理论也就是理其论。这个理其论就是用实际事物说话,人们的思维都是在论文字所对应的实际事物。而不是针对文字的表面意思去争“言之义”如何解释。


  这种争“议”的人,他们不用文字所对应的实际事物说事。都是采用从别人文章中去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对文字的理解才是对的。同样是争,争其论是对人思维建设有益的。而争其议则完全是浪费功夫,没有任何意义。如今以多义为基础建立的概念文化体系教育的人,他们连“议”和“论”的不同都不知道,所以议论半天也不可能议论到点子上,更别说看清事物和分析事物了。

摘自:元成子《正名百物》第一卷 第十一章 多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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